驮工日记Ⅲ-真实的震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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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走过印新运输线,运送过抗战物资的两位驮工,现在居住在皮山县桑株乡


60年前,几个热血青年带领着新疆几百名维吾尔族、柯尔克孜族、塔吉克族同胞开始了一次翻越喀喇昆仑山、喜马拉雅山,打通抗战生命线,穿越世界最坚硬的山区,跨越中国最湍急的河流的壮举。

这条穿过了世界最坚硬的山区,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,蜿蜒上千公里的人迹罕至的高山通道,在抗日战争期间,一度是运送盟国援华物资的惟一通道。在这样一条支撑起中华民族生存的生命线上,他们九死一生,经历了无法想象的艰险与壮烈,运回了中国抗日急需的物资,缓解了抗战期间前线物资奇缺的局面。他们以生命的代价,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,乃至世界近现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一章。而这一章是由新疆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维吾尔、柯尔克孜、塔吉克和汉族人民共同书写的。 或许有些历史是不可以忘记的,更或许《1943-驮工日记》正是这种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。

一本日记与一段历史

60多年来,创造了奇迹的辉煌没有被铭记,被昭彰,被渲染,而是被时间的尘埃所覆盖,参与事件的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保持着沉默,这一沉默就是60年。

60多年后,人们从一位老人手里看到了一本55天的日记。

刘宗唐,哈尔滨工业大学桥梁工程专业毕业,已是94岁高龄,他就是当年的翩翩学子、印新驮运队副领队。
2005年8月的一天,我来到当年的翩翩学子、印新驮运队副领队、如今已是94岁高龄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刘宗唐老人的家里。他时断时续的述说,让我触摸到了历史的沟壑与脉络,摸到了刘宗唐和他的各族兄弟们汹涌在60多年前至今仍激荡在心的赤诚之情。他们当时所呈现出的信念,绽放出的智慧,展示的决心,令人震撼。

穿越时光62年,那场民族抗争的刀光剑影早已凝固,但镌刻在历史年轮上的铿锵声音,仍犹晨钟暮鼓,历历在耳。他们当时所呈现出的信念,绽放出的智慧,展示的决心,令人震撼。

铁桶阵困住抗日步伐

1942年,中国三分之一的领土沦陷,前苏联在法西斯的攻势下最后断绝了对中国的物资援助。中国周边的公路、海路完全被日军控制,中国被围成了铁桶,其他盟国的援华物资滞留海外。

刘宗唐辗转来到重庆,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。就在这里,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、留法学子陆振轩。那时他们还不知道,他们将成为见证彼此生命历程中最为闪光的岁月的生死之交。

由于1940年6月,法西斯德国对前苏联发动了“闪击战”,苏联损失惨重,在中国抗战之初大量承担对华军援的苏联被迫放弃了历时3年的对华武器运输。

也就是在那一年,日军攻陷缅甸以及中国云南怒江以西地区,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。滇缅公路被切断后,外援物资无法运到我国,反法西斯战线东翼面临崩溃的危险。中国抗战军队由于缺少军援装备,有数百辆汽车因没有轮胎而趴在公路上。

寻找新的生命线

最初,新的运输渠道设想是通过西亚转到前苏联,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运进国内,这样运输要经过四个国家,行程上万里,有着繁琐的外交程序和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。

由于种种原因,借道西亚运输物资的计划没能实现。

工作没进展,当时负责交通的陆振轩在查阅资料时,从英国人的书中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:从印度到新疆有两条路,北道由伊朗经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,南道是一条驮马古道。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,从印度列城就能到达新疆的叶城。这个消息立刻鼓舞了他,1943年,陆振轩、刘宗唐、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马家驹等有着共同的专业技术、爱国热情、家乡都在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组成了一支踏勘队伍。

南疆招募抗战驮工

新疆叶城距喀喇昆仑山口300余公里。这里至今还生活着当时第一批踏勘喀喇昆仑古驿道的6位历史见证人。85岁的吐尔逊•萨木萨克就是其中之一,他是马帮中的“恰卡”,“恰卡”在维吾尔语中指赶马的小工。60多年前,作为马帮的成员,他们三次翻越喀喇昆仑山,将一批批抗日急需英援物资从印度运回国内。

1944年,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。对于生活在西北边陲叶城的吐尔逊•萨木萨克来说,战争是那样的遥远。由于信息闭塞,在那之前,他从未听过关内发生战争的事,也没有想到因为一次特殊的驿运,他会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一个组成部分。

在吐尔逊•萨木萨克的印象里,那是盛夏时节。那些天,一向寂静的叶城及周边热闹异常。原来,有人来招募驮工。

驮工是个苦差事,因为要翻越昆仑山,高山反应随时会要人命;到了平原上,要防狼群袭击马队,还要防打劫的土匪强盗。

天上是盘旋不去的乌鸦,它们跟随驮队“哇哇”叫着,专等着吃落崖摔死或病累而死的驮马尸体。

各族驮工没要一分钱

这一次待遇很优厚,往返的报酬是20个“坦戈”(银元)。那时,一个“坦戈”可以买到80公斤麦子。消息风一般刮遍了山区的角角落落。 1944年初秋,喀什、和田、克州三地紧锣密鼓地筹集了1000余匹骆驮、驮马和牦牛,招募了180多名少数民族驮工开始了第一次驮运6000个汽车轮胎的任务。

据刘宗唐老人回忆,55天后,这些朴实的新疆各民族汉子以超过10%的死亡率返回。 要知道,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,这样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。而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,没有要一分钱。因为在漫漫旅途上,他们通过内地的青年知道了抗日,知道了关内的汉族兄弟在流血,在盼望用这些物资打鬼子。

第一位驮工牺牲在异国

老人的回忆穿过被时光遮蔽的历史掀开一条缝隙,让我们得见当时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。

“这是一次重要的勘探,关系着能否打开这条通道,挫败日本帝国主义,重新开辟新的军援运输线,每个人都肩负着记录踏勘日记的使命。”

1944年10月15日,经过1年多筹备,首趟运送抗战物资回国的驮队出发了。

刘宗唐老人说,驮队在沿途准备了往返时人员、牲畜够吃的粮食和马料,边走边埋。这样能减少驮队载荷。他们中大多数是维吾尔族、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兄弟。在损失了100多匹驮马,10多名驮工因高原病倒在了路上后,驮队才到达列城。

第一位牺牲的驮工只有20出头。那天,他们从印度列城驮满物资返回,行进在山路上,一位小伙子突然滚下马背,最终他没能挺过去。一个维吾尔族青年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异国。

高原之舟呼哧呼哧

驮队在自然条件恶劣、粮食短缺的情况下,很快出现了高原反应。气压低,水无法烧开,罐头等食物吃完后,他们就靠半生不熟的羊肉补充体力,坚持走完全程,完成这一壮举。

马帮从印度列城出发不久就要翻越一个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。像这样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口,全程有三处。路上积雪达半米深,而且山势陡峭。所谓山路,就是硬生生地凿开岩石,凹进悬崖仅够一个身子通过的小道,小道外面是万丈深渊和咆哮的河流。在穿过山口及险段时必须牵马步行,即使骑在马上,人朝向外的脚也不敢蹬在马镫上,因为一不小心,人和马就会从山路上滑下深沟。这样人可以在最后一刹那跳下马背,否则将无法生还。

“天气越来越糟,一路上都是冰川。单枪匹马都很勉强,再驮两个轮胎翻越高山,实在是太艰难了。但最困难的还是空气稀薄,气压低。”刘宗唐仰着头闭着眼睛回忆。

“牦牛走二三十步就‘呼哧呼哧’大喘气,必须停上几分钟再前行。人在马上稍作停留也会感到胸闷气喘。小有活动就气喘不已,谈话只能说一个字,喘口气休息后才能再说第二个字。连多吃点东西,也会马上心跳加速,人极容易死亡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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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新运输线桑株达坂上驮队经过的栈桥

驮队翻越班登塞

第三天,马队行走到卡尔松山口,山路越走越陡,坡度足有35度以上,人是躺在马身上行走的。

“走这条路,比我们想象的难度要大得多,这里空气稀薄,路上死伤了不少的骆驮,看来今后在这里筑路困难很多,非要用机器,内燃机,还要增加氧气才行。”刘宗唐在日记中这样写到。

出发后的第五天,马队翻越一处叫做“班登塞”的山口。“翻越山口的那段路大概有三公里,有40几个弯道,一路盘旋到山顶,再从山顶盘旋到山下。之后又是一段三四公里长的乱石堆。

走弯道时,驮马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山;走乱石堆,驮马在石头上脚下一滑,‘啪'一声,马腿就骨折了。有的马在乱石堆中走着走着,一头栽倒,再也起不来了。”

驿道上的雪山血路

最险峻、最难以翻越的是从班登塞向西塞拉山口进发的山路。这个山口是11冰山汇聚的老巢,它的两面都被海拔7450米以上的雪峰夹击包围着。北面直接与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相邻。

“冰雪填满了山谷,路旁全是冰川”。那段山路上有一个又陡又长的大坡,覆盖着厚厚的冰雪。

刘宗唐教授回忆当年说:“当时,所有人的马是骑不成了,我们都很小心地趴或者坐在冰雪上面慢慢地滑下去,驮马也是并着四蹄小心地往下滑。”

“前进中,大风卷着大雪,刮得人、马站都站不稳,眼睛也睁不开。驮马走着走着就陷到冰缝里,这个时候,就要靠驮工们卸下马儿驮载的轮胎和食物,靠人拉、推、抬并举才能救出马匹。晚上睡觉时,帐篷常常半夜被风刮走了。”

气温降到了零下20多度。沿途可见血迹斑斑。

驮工告诉我们说:“牲畜到了这里就会头痛,只能用土办法,用针刺破牲畜的鼻子出血,让牲畜脑部减压才行。”

所以,在这个冰达坂皑皑的雪路上有一条浸满鲜血的驿道。

困难还远远不止这些,铺着白雪的冰山在阳光的照耀下,发出刺眼的白光,使人眼睛涩涩发痛,根本睁不开,人必须带上防护镜,否则就会得“雪盲症”。

为了能看清道路,驮工们用牦牛毛绑在眼睛上,据说,一些曾在这里被雪光刺伤眼睛的驮工就得了雪盲症,下山后永远不能再做驮工了。

然而,最让人痛心疾首的事猝不及防地发生了。

在翻越西塞拉山口之后,所有的人、驮马劳累到了极点,天黑时,由于没有赶到来时踩好点的宿营地,大家就地休息了。

“那天晚上冷得出奇,睡在帐篷里,裹着羊毛皮大衣还是睡不着,而且海拔也很高,好些人都喊胸闷头痛睡不着。”

早晨起来以后,刘宗唐和其余的人发现有的驮工再也醒不来了,一数有16个……

老人心中永远的铭记

他们一起把16个人埋在了驿路边上。当时驿路的两边全是白骨,那是过去在这里的驮马和驮工留下的。累累白骨就成为后来的马队的路标,白骨多的地方就是正确的出路。

悲痛让刘宗唐他们一时难以自制,当他们要继续上路时,刘宗唐又返回去,在16个驮工的坟前用石块做了一个标记,拿出酒倒在了他们的坟前。当时我想,“以后再经过这里时要好好祭奠他们。”

61年后,老人至今还记得一个叫亚森的维吾尔族驮工兄弟。老人说那是一个朴实、热情的汉子,一路上都是他张罗着大家集合、休息。但在回国后翻越最后一个冰达坂时,亚森一头栽倒在地,就再也没有醒来。至今,老人都不知道亚森这个生死兄弟家住哪里?有妻儿吗?

老人在日记里写道:“今天,在这高山雪域之间,这些人与我们患难与共,一路走来,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他们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条件,他们纯朴的爱国热情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,我们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,他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。”

馕成为55天最美记忆

一路之上,最快乐的是中午吃饭--新疆的馕。

“我们把马队去时藏在石堆中的馕,取出分给大家,每到这时,我都会长时间地嚼着馕的香味,这是高原上最好的食物了。”

但更多的时候,由于天气奇冷,埋到地里的食物都冻碎了,成了一些冰茬子。这时大家只有饿肚子了。

还有一次让他难忘的经历。“出发不久,我们想改善一下生活,大家兴冲冲地将带来的羊肉做成抓饭,谁知道,气压过低,水只能烧到80℃,结果羊肉煮不熟,米也夹生,我们就吃了一顿半生不熟的抓饭。”说到这里,老人笑了。

热血青年的国门感慨

马队要翻的最后一个山口就是喀喇昆仑山口。茫茫昆仑,巍巍耸立。走过这里的人知道,这里气压最低,大气环流极差。但登上它,就标志着进入国门了。这让他们已极度疲惫的身心为之振奋。

终于,驮运着抗战物资的驮队进入了中国国境。没有站岗的士兵,没有界碑,没有国旗,没有接应的人群,刘宗唐在日记里写道:“山河破碎的危难时刻,我们这些流亡的学子,不知家在何处!”。

“翻过喀喇昆仑山口,我们都松了一口气,沿途驮队中偶尔传出了吆喝声、说话声。坡度在下降,我们在山谷中穿行。突然,一只老鹰从空中飞过。大家非常高兴,这是我们十几天来,第一次看到生命的迹象。”

55天后,他们终于到达了叶城,随即,刘宗唐他们又把物资运往内地。

苦难之旅精神之旅

这支特殊的马队,虽受尽艰难困苦,但成功开辟了一条国际驿运路线。

第一次昆仑山驮运抗战物资,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一次高原人力运输,也是一次足可以感动中国,感动世界的壮举。

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的《盟国军援与新疆》一书中记载:“西北公路局于10月4日从兰州出车队接运……1945年2月7日到达兰州,兰州车队共行程127天,运回1000套轮胎,解决了战时车辆运输的燃眉之急。”

但史料并没有记载那次惊心动魄的生命线上的故事。据粗略统计,仅这一次运输,人畜伤亡率超过10%。共运进4444套轮胎及抗战物资,可修好800辆载重汽车,让它们重新奔驰在抗战的火线上。通过昆仑山古老驿道,所有物资一部分运进了兰州、西安,一部分运给了驻扎在兰州的八路军十八集团军。

相关史料还记载了,这批英国援华物资,自1944年8月下旬开始,从印度狄布鲁伽乘火车运至斯利伽,改用驮马运至到列城,从列城由马队穿山接入中国叶城,共用140多天,虽受尽艰难困苦,开辟了一条国际驿运路线。以后第二批,第三批均沿线转运,直到1945年底抗战结束,海岸线开通,这条高山国际驿运路线的使命才告结束。

据统计,通过昆仑山古驿道先后运进物资有:汽车轮胎4444套,军用布匹782包,油袋588件,电讯总局资料63捆,另有汽车零件和医疗器械等。

后记

其实《驮工日记》并不是为了描述印新货运的道路艰险,它本来只是几个科学出身的年轻人习惯性的科考记录而已。当年,无意间参与了伟大抗日战争的和田、喀什的少数民族驮工,直到上世纪80年代,他们才从调查这一史实的文史办人员嘴里知道了40多年前自己参与了一次中华民族的壮举。 如今这些人依然生活在自己的家乡,过着简朴的农耕生活。不避险者是勇士,不居功者是仁人。这足以让我们生出无限的敬意和感激。

从文章中,我们不难发现《1943-驮工日记》(1943-The Diary)的原型和电影中一幕幕真实场景的痕迹。或许没有太多的赞誉之词来形容它,不过,除了真实,再多的形容词都是多余,真实,莫过于新疆电影人带给我的震撼-《昆仑日记》。

《1943-驮工日记》在2005年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获奖,或许也意味着纪录片时代的来临。没有夸张的效果,搞笑的风格,不为博人一笑,更不是为了娱乐,原来真实也能如此吸引眼球,可以说“真实再现”开始成为国际流行。

相关史料来源于《新疆都市报》刘宗唐专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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